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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物学思想的形成虽然保护动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的较晚

作者 Admin 浏览 发布时间 13/07/06 点击评论

  保护动物学思想的形成虽然保护动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的较晚,但如追溯其思想和理论发展过程则源远流长,其性质的实质是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宗教和哲学信仰问题。如中国儒家、道教,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餐教,其教义均为崇尚自然,并要与万物生灵和平共处。动物多样性对于传统社会具有直接的重要性,那时人类的生活与上地和水紧密相连。人们从心理和生理上将自己与动物、植物和周围环境联系起来。因而人们感觉到在自然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自然界受到人类活动的改变和破坏时而破裂。这时的人认为环境灾难事件,如早灾、洪水、火山爆发和地震等是由于人们触犯了神(大自然的旨意。
  国外保护思想的形成圣经上诺亚方舟的故事证实了人类恰守宗教职能解救物种使其免于灭绝。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发出大洪水惩罚了邪恶行径的人类但解救了诺亚全家。上帝指令诺亚建造一叶方舟并载上动物,要求“要他们与你共存”,洪水退后,这些动物被释放出来并在地球上广泛繁衍。此故事可认为是人类对动物多样性的认识和物种保护意识的早期觉醒。
  欧洲自然保护运动起源于19世纪,一些受浪漫理想主义思想熏陶的科学家和官员被派往殖民地从事殖民主义扩张,这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对动物学、自然历史、地理学和人类学进行了深人的研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发现那些土着民族生活在一个与自然极其和谐的世界里,这与他们所经历的欧洲某些地区由于人类破坏造成的残破的森林和物种贫乏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些科学家在对欧洲当时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考察中逐渐认识到保护森林对于防止土壤侵蚀、维持木材供给和防止饥荒都是必需的。这些思想直接促使自然保护法律的形成和颁布。如印度洋毛里求斯岛,法国殖民行政当局于1769年规定要保存25%土地上的森林防止侵蚀,退化的地区应种植树木,而且在水域200 m以内生长的森林要受到保护。
  世纪后期,欧洲开展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由于栽培作物面积增长和广泛使用火器狩猎导致野生动物明显减少。在不列颠,许多文化和生态上有重要意义的物种几乎同时从野生状态中消失,如鹤、鹤、海鹰、野猪等,能够保留下来物种的个体数量也在迅速的减少。这些惊人的变化促使英联邦自然保护运动形成,最终在1865年成立公用地、空地和步道保护协会,年成立皇家鸟类保护协会。
  美洲自然保护行动的许多论点可以从J. F.库拍19世纪早期的小说中看到,如《先驱者》
  《大草原》(the Prairie)和《屠鹿者》(the Deerslayer)。库拍写出了荒野在道德精神和美学上的价值并对盲目破坏深表惋惜。为自然保护大声疾呼的还有19世纪哲学家埃默生和H. D.索罗。埃默生在他的先验论中提到自然可视为一座寺庙,在这里人民能与精神世界交流。美国的荒野倡导者缪尔((John Muir)在他的活动中将埃默生和索罗的论点应用于自然保护中。他认为美丽的自然地区,如森林、山峰、瀑布对于宗教、心智培育和情感恢复都具有很大的价值。缪尔坚信自然美学和精神价值可与商,Ik开发的金钱价值相比较,而且高于开发有形物质所获得的利润。在美国第一批自然保护主义者中,缪尔除了根据人类精神需要提出保护自然之外,还明确地认为大自然有其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他根据圣经原理认为上帝是自然和物种的造物主,破坏她就是否定上帝的贡献。在缪尔的观点中,上帝设计的自然界里人与其他物种具有平等地位。随着许多保护组织的兴起,美洲自然保护学术研究也随之发展。相继建立了荒地学会(Wilderness Society)、奥都邦协会(Audubon Society)、鸭类无限组织和山岭俱乐部(Sierra Club)和国家公园。
  现代保护动物学的许多论点在100多年前的欧洲科学着作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物种遭致灭绝的可能性已被野牛(Bos primigenius)从欧洲灭绝所证实。16世纪时欧洲的野牛数量持续减少,虽然1564年欧洲建立了野牛保护区,但是野牛仍于1627年灭绝。还有毛里求斯特有的渡渡鸟灭绝于17世纪70年代。
  中国保护思想的形成与西方保护思想相比较,我国自然保护意识的萌芽产生的更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教、儒家创始人等贤哲们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如何认识自然、保护自然、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的论述。这些哲学言论反映了我国古人深邃的思想、开阔的眼界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至今仍是绿色文化的瑰宝,仍为西方一些自然保护典籍所引用。
  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与文明程度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在采集狩猎文明阶段,尽管不了解自然生态规律,但是长时间的实践使人们明白采集、狩猎收获的动物量不能超过自然生物的生长量,否则将会危及未来的利用。这些信条往往以口头的宗教的甚至迷信的方式保存下来。当人类文明发展到游牧、农耕阶段,人类加重了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而保护则相对削弱了。农业是靠种植单一作物群落、牺牲物种多样性来获得来源较可靠的生活资料。当人口不多,游牧业种植业不会占据太多的野动物种生存空间时,人类与自然仍能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追溯中国的文明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具有热爱自然、保护动物多样性的优良传统。公元前的《周礼》就有“大司徒”掌管全国土地的合理利用,“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迹人”掌田猎禁令,“囿人”掌囿游之兽禁和“牧百兽”管兽类资源等记载。历史上一些政治家早已提出了动物资源的合理开发,使其持续利用的主张,如孟柯与梁惠王论证时说“数署不人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我国古代为保护自然景观,曾划定过禁猎保护区。周朝时天子贵族都有不同范围的禁猎区,规定“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不许人内砍伐和捕猎。据《周礼》记载,当时国家专门设置管理机构和人员。而后的许多皇家园林如晋代的“灵禽苑”、唐代的“华清宫”、元代的“琼花岛”、明代的“西苑”和清代的“避暑山庄”等,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保护中国动物多样性的作用。
  中国名山大川的宗教文化胜地和少数民族的“龙山”、“风水地”都是最早的动物多样性保护区的雏形,是中华民族保护动物资源的朴素形式。“龙山”是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的神山或坟地,被水田、植物种植园和村寨所包围。在原始植被大面积砍伐开垦的今天,龙山依旧保存了原始森林的片段,保留了珍贵的热带树木的种质资源。
  中国古人曾有科学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意识。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即有“祭祀山林泽川牺牲毋用化”的约定。同时《月令》明申“夏三月,川泽不人网罩,以成鱼鳖之长”。夏季河流和湖泊不准捕捞鱼虾,以利小鱼和幼鳖生长。宋代政府曾收缴猎具,并明令“民二月至九月,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休渔、禁猎的法规。中国古代贤哲给人类留下的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对保护动物学的产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近代和现代发展中,中国已经越来越注重开发利用动物多样性。农作物和畜禽品种的改良即是对种内遗传多样性的利用;农业区、森林地区种植植物和牧区养殖物种的多样化是对物种多样性的应用。在生产技术上,农业的轮作套种、林业的间伐和择伐、牧业的轮牧和围栏等等都是维护并持续利用动物多样性的成功典范。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农业区、牧区和林区多种经营的指导思想,其动物学实质就是要综合利用这些地区的动物多样性。在中国,科学地进行自然保护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1956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秉志等五位科学家提出了“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的第92号提案,得到了会议的通过。同年,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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